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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去解释这些在1960年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的分化呢？借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成功国家的经验非常相似，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比如菲律宾，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今天中国是它的2倍。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成功案例的话，那么菲律宾就是失败的典型。菲律宾是怎么失败的？实际上，是缘于政治上的失败。我问菲律宾人，你们国家曾是发展中国家里的明星，为什么现在经济这么差？他们说，是由于官员太腐败了。菲律宾的政治极其腐败，是大大小小的家族在统治。菲律宾的省长、州长，很多都是来自各大家族。
马来西亚为什么也不行？因为占人口40%的华人受到了政治上的限制。华人是马来西亚掌握着经济命脉的人群，但是他们没获得应有的地位。巴西则是因为早熟的福利社会，使得大量资金没法投入到生产当中去。
成功的国家有什么特征呢？要想发展，没别的途径，只能踏踏实实、勤勤奋奋地干。第一，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在赶超阶段，高储蓄和高投资能带动经济增长。第二，是深入的工业化过程。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没有工业化，不可能有增长。第三，是高制造业出口。20年前中国最大项的出口是服装产品，后来是电子产品，现在是机械类产品。第四，是高人类发展指数。第五，是稳定的宏观经济，通货膨胀率比较低。第六，是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七，是较低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国家在这点上做得还很不够。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成功的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储蓄率越来越高，而失败的经济体储蓄率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投资占比也是一样的。成功的经济体的投资占比最高将近35%，中国在最高峰时将近50%。在经济结构方面，农业占比都在下降，但是成功的经济体明显下降得更快一些。在工业占比方面，失败的经济体上升很缓慢，说明它们的工业化进程是比较缓慢的。成功的经济体，工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是一个倒U形；在最高峰的时候，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可以达到40%以上。中国的工业占比曾经接近50%，但这可能是服务业漏报造成的。中国的工业占比在2012年达到顶点后也开始下降。现在有个错误观念，只强调大力发展服务业，好像中国发展工业是错的。但实际上，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不成功的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实际上更高。但是，不成功的经济体，主要是出口基础产品，比如农产品、石油、矿产等。成功的经济体主要出口制造业产品，这是它们的强项。有人说，印度的高科技比中国发达，这是不可能的。印度的高科技出口、软件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很高。但是，印度出口额是多少？不到5000亿美元。中国的出口额是多少？2.5万亿美元。印度的出口额只是中国的零头。印度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不走工业化之路，印度是不可能发展的。巴西是典型的“荷兰病”，依赖资源出口，国内物价猛涨，而且本币升值，对制造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叫“荷兰病”？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之后，在欧洲北海发现了油田，荷兰开采了很多石油，最后却搞垮了国内的制造业。
为什么制造业重要呢？第一，它能创造储蓄。工业的资本密度大，资本收入份额占比高，而资本拥有者的储蓄率也高。第二，它能提升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工业是所大学校，开发技术，培养人才。第三，它能支撑服务业。如果纯粹地搞服务业，你看印度、巴西的例子，都是什么样的服务业？都是一些低端的服务业。在巴西，服务业的人均产出一直在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就业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就业的层次却越来越低。如果你是富人，在印度生活就舒服极了。你买一辆车用不着自己开，司机多的是；你根本不需要电冰箱，大清早就有人给你送来洗好的菜；你不需要洗衣机，有人专门给你洗好，叠成什么样都可以；你还可以雇人来家里做饭，并伺候你。我去印度朋友家做客，有两个人伺候。我去美国人家里吃饭，都没人伺候。
中国的服务业在做什么呢？我到南方发达地区，发现好多服务业都是在服务制造业。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金融、保险这些服务行业，一定是跟制造业挂钩的。所以，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
中国与其他成功经济体的最大差别，就是在消除不平等方面做得不好。韩国、中国台湾是成功的典范，它们不光有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4。特别是中国台湾，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35，简直是奇迹里的奇迹。当然，台湾这个经济体比较小，只有2000多万人，忽然一下就工业化了。我们再看一下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韩国是0.34，中国台湾也没有超过0.4，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土改。最离谱的是委内瑞拉，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曾高达0.9以上。它的历史上有四次土改，每一次都导致军事政变，因为军官大都来自土地拥有者家庭。
如果这样判断，政府的反周期措施，总体上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说需求管理是完全错误的，不应该把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许多经济学家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存在3个最重要的判断错误：第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解决了产能过剩，经济就好了；第二，中国经济的效率在下降，投资效率下降最快；第三，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唯一选择。
我们先看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原因还是结果？任何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说，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之所以发生产能过剩，是因为国际和国内需求下降。危机发生之前，全球化势头高涨，世界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高，我国积累产能也是正常的事情。现在，因为需求下来了，压产能是对的，但是不能把所有希望放在压产能上。
压了产能，经济就增长了吗？不可能，压产能就等于是在消灭GDP的源头，怎么可能保增长呢？有人说，把产能压下去，价格就上来了，可以解决通缩问题。首先，这个效果有多大？其次，如果需求不增加，增长还是无望的。必须记住的是，限制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短板是需求，而不是供给。产能要去，但应该把这种事情交给市场去做。真正应该压产能的，是亏损得一塌糊涂的国营钢厂。
但因为压起来有难度，民营钢厂反倒成了目标，就像当年整治铁本一样。好在现在政府出了一个僵尸企业名单，照着名单去压国有企业。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压产能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
再看经济效率问题。按照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中国的经济效率是在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率扣除了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后的残差。必须注意的是，它是顺周期的。在经济景气时期，设备和员工超额利用，残差自然大，从而得到很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下降期，设备大量闲置，员工放假，残差自然变小，从而得到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现在，资本回报率在下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最高峰时是15%，现在能达到6%就挺不错了。但这是一个自然过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趋于下降的。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前，资本回报率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外的需求很多。中国的出口额在2008年是2001年的5倍，可谓疯狂的增长。那几年的出口增长贡献了3-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现在一下子都没有了，当然资本的回报率就下滑了。另外，那时劳动力大量从农业转移出来，而现在却大不如前了，这也会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
必须注意的是，在投资中，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怎么计算？我觉得经济学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周期很长，不可能马上见效。而且，不能只看经济回报，还要看社会回报。基础设施是一种消费项目，是在提高老百姓的福利，这样的投资，不能只算经济账。比如高铁，你可以认为是大大提高了老百姓的福利。别的国家是发钱提高老百姓的福利，中国是搞基础设施。这么一想，心情马上舒畅了。
最后，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改什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5大任务，“三去一补一减”，重点是在“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是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短期措施。供给侧改革的长期任务是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最重要的是把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改革都改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还想强调，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是不矛盾的。很多人把供给侧改革、结构调整和需求管理完全对立起来，好像搞了供给侧改革就万事大吉，不要需求管理了。很多人认为，搞投资就是搞凯恩斯主义。但是，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赶超高收入国家。在一个经济没有达到稳态增长的时候，投资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什么时候该搞需求管理呢？当真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就应该搞需求管理，因为此时意味着需求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到底有多高？根据王建的计算，2014年的中国GDP实际增长率在4%—5%之间。我对2014年GDP增长率的计算结果也差不多，去年可能还是差不多，今年估计也在这个区间徘徊。这是真正的衰退，我们应当承认这个现实。
如果真实的增长率只有4%—5%，就应该担心了。实际上做企业的人是知道这个数的，有亲身感受。现在如果不搞需求管理，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进一步的衰退，企业外移，资本外逃。美元可能还要升值，人民币是跟着美元一起升吗？显然人民币没有升值的基础。去年8月份到今年1月份人民币贬值是很吓人的，短短的5个月里外汇储备一下子少掉了5000亿美元。
我们一开始觉得中国有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没多大问题，但照这个速度消耗，是承受不起的。稳住增长速度，才能稳住市场信心，因为市场经济和信心密切相关。如果大家都认为明天会更好，大家都会投资，从而就实现了经济增长；如果大家都觉得明天不好了，就不会投资，都想跑掉，货币就可能大幅度贬值。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没有金融问题，现在有金融问题。现在资本市场还想对外开放，资本还要自由地流动，在市场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坚守得住？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需求管理做什么呢？货币政策的边际效果在下降，提高杠杆率的确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多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定向性比较好，也不增加通胀风险。中国要降杠杆，不是说把源头卡死，杠杆率就降下来了。
那样实际上是大衰退，就像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一样。要想走出衰退，一定要在某个部门加杠杆，让经济流动起来。企业不投资，老百姓不消费，就只能靠政府加杠杆。中国过去几年的财政支出是收缩的，政府加上事业单位的存款增加非常快，从2011年的11万亿增加到了去年的21万亿。换成是别的国家，会赶紧花钱，而中国不花。
既然《预算法》已经修改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那就多发一点。发了债干什么呢？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可以把过剩的房子低价买下来。现在地方政府不让开发商降价，一旦降价就惩罚你。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把住房买下来，它们会有动机允许开发商降价。这样，开发商解套了，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下来了，经济增长也有了。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交集的地方。我们现在把二者对立起来，所以畏首畏尾的。
债转股要小心。如果让银行持股的话，我坚决反对。银行持股，管不了企业本身经营状况。怎么做？我们可以开一个口子，允许民间资本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去购股，由它们来接手不良资产。不良贷款也可以公开拍卖。如果企业本身不错，只是现金流没有了，民间资本就会愿意接手它的不良贷款，说不定银行还可以赚一笔。我们想一想，上一轮债转股，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赚了多少钱？！
### 宋铮：2008年后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结合起来了 很危险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14049038839262830#related
但自2008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前三十年，投资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率就高，两者正相关。过去6、7年里相关性消失了，经济增长率下来了。2014年的数据，最基本的规律消失了，不仅没有正相关，反而是负相关。他指出，宏观和微观的证据都指向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和前30年的宏观经济有显著的不同。30年改革以来的问题在今天又重复出现了。
他表示，“这个事件的开始，我们感觉是4万亿”。4万亿在西方很多经济学者叫做财政政策，其实中国人都知道这不是财政政策，它的背后是金融控制的放松。原来地方政府不能借钱，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借钱了，金融控制的放松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2010年我们要放出去4万亿，结果放了40万亿，而且这些钱没有去边际回报比较高的地方，而且去了边际回报比较低的地方。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各种各样扭曲的环境下，放松金融控制不一定是好事情。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从过去30年的“颗粒状”的经济变成了“大块头”的经济。大块头有比较笨重的意思，比较蠢的意思。“大块头”经济的出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始结合起来，30年前软预算约束在那里，通过把软约束硬化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4万亿的出台由于种种原因又再一次把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放出来，归根到底现在的问题又是30年的老问题，只不过以新的方式出现了。这个危险在哪里呢？地方政府、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打成一片，导致的结果是“大块头”，一投资就是体量大，差异小。
他表示，最近开始说，国有企业做事是跟党走，听政府话，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是放在第三位。跟党走，听政府话，大家投资都会投一个地方。“大块头”经济30年前就有了，重复建设就是大块头经济，并不尽然，以前没那么大，现在块头大的不得了，导致了产能过剩，都是大块头经济导致的。投资投到哪里实体的价值就会下来。投资资产方面，资产价格上涨，波动加大。最严重的是个体风险直接导致系统风险。
资源配置效率，过去十年里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献是关于错配，因为有大量的丰富的微观企业数据的出现，导致我们可以用一些统计的方法来测量经济体里面错配的程度有多少。主要的测量程度是看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边际产出有多少差异，理想的经济体里，每个企业的边际产出都是一样的，这个整个经济的产出是最大的。
看中国企业的数据库，边际劳动产出的差异和边际资本产出的差异。从1998—2007年大趋势是往下走，下降的幅度蛮大，说明资本和劳动之间在企业的配置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概十年里对产出的贡献有10—20%。
看一下最近几年的情况，今天上午吴老师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我们自己的研究角度来看，这个研究的挑战在哪里？从左边图看起，这幅图大家很熟悉，橘色线是GDP的增长率，蓝色线是投资率，宏观经济学家有一个共识，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就高，这在中国前30年很明显的情况，这两条线是正相关的。过去6、7年里相关性消失了，经济增长率下来了。不仅从整体的数据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从省市的数据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右图上有两幅小图，左图横坐标是地市级的投资率，纵坐标是地市级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到，10年前投资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率就高，让人非常担心的是图上2014年的数据，最基本的规律消失了，不仅没有正相关，反而是负相关。如果测算中国总体的资本边际产出的话，最近几年总体资本边际产出下降的非常厉害。
微观层面也有很多证据证明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和以前蛮不一样。在2007年进入市场10岁的企业规模是新进入企业的1.6—2倍的话，现在大小的差异迅速的缩小，中国变得不像美国，而是中国变得像印度。
资源配置效率，过去的7、8年也跟以前的10年、20年的情况非常不同。2007年之前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在工业企业中效率在改善，如果用最新的2011—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来看，劳动边际产出和劳动资本产出在企业间的差异迅速上升，甚至抵销掉了前10年改进的成绩。折算成福利损失的话，过去几年有20—30%的损失。是什么导致边际资本产出和边际劳动产出在企业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呢？主要是资源在向边际产出比较低的企业流动，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资源向边际产出比较高的企业流动，也会导致差异的扩大，但其实是相反的，资本和劳动在向大企业，在向边际产出比较低的企业流动。
问题是这些投资到底到哪里去了？有高的投资，低的效率，追根溯源看看钱跑到哪里去了？要引用我跟白老师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做的研究，我们计算了地方发债的融资平台，到底结了多少钱，债务是多少？做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加总，根据测算，把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做一个简单的加总，2007、2008年的债务总额大概是7—8万亿，现在是47万亿、48万亿，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财政部公布的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这是一个资金的流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还有一个资金的流向是往上市公司流动，最近几年有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很高，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杠杆率都不高。看一下工业企业的数据，平均中国工业企业负债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是50%，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高，负债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的数字在下降，中国的工业企业平均的负债在减少。为什么这跟大家的直观感觉不一样呢？因为大企业的负债在迅速的上升，上市公司在2008年、2009年之前负债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在下降，但是在2008、2009年之后迅速的上升，如果比例是50%的话，上市公司的比例就是100%。不仅是上市的工业企业，上市的服务业企业也是这样。
大家看了这么多事实，宏观和微观的证据都指向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和前30年的宏观经济有显著的不同。为什么？我们自己有解释，这个解释跟钱老师和许老师讲的紧密相关，就是说30年改革以来的问题在今天又重复出现了。这个事件的开始，我们感觉是4万亿，4万亿在西方很多经济学者叫做财政政策，其实中国人都知道这不是财政政策，它的背后是金融控制的放松。原来地方政府不能借钱，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借钱了，金融控制的放松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2010年我们要放出去4万亿，结果放了40万亿，而且这些钱没有去边际回报比较高的地方，而且去了边际回报比较低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放水”？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地方政府原来有一些资产没有显性化，现在把土地注入了融资平台，所谓以市场的价格标价，推动了地方融资平台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不仅是债务端的扩张，刚才讲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现在有40多万亿，如果看资产端的话扩张的更快，资产是70万亿，资产端的扩张为什么这么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隐性资产的显性化。由于过去几年，土地和房价的上升，进一步推动了地方融资平台国有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这是背后的主要推手。
如果你要看这个东西对福利的影响，放松金融控制是好事情，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各种各样扭曲的环境下，放松金融控制不一定是好事情。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从过去30年的“颗粒状”的经济变成了“大块头”的经济。大块头有比较笨重的意思，比较蠢的意思。“大块头”经济的出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始结合起来，30年前软预算约束在那里，通过把软约束硬化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4万亿的出台由于种种原因又再一次把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放出来，归根到底现在的问题又是30年的老问题，只不过以新的方式出现了。这个危险在哪里呢？地方政府、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打成一片，导致的结果是“大块头”，一投资就是体量大，差异小。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国有企业做事是跟党走，听政府话，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是放在第三位。跟党走，听政府话，大家投资都会投一个地方。“大块头”经济30年前就有了，重复建设就是大块头经济，并不尽然，以前没那么大，现在块头大的不得了，导致了产能过剩，都是大块头经济导致的。投资投到哪里实体的价值就会下来。投资资产方面，资产价格上涨，波动加大。最严重的是个体风险直接导致系统风险。